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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(25年—220年)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，传八世共十四帝，享国一百九十五年，与西汉统称汉朝。
新朝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，汉朝宗室刘秀趁势而起。公元25年，刘秀称帝，定都洛阳(今河南洛阳)，建立东汉并开创了光武中兴。东汉时，三公权力被大幅削弱，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。汉明帝、汉章帝在位期间，东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，史称明章之治。汉章帝后期，外戚日益跋扈。汉和帝继位以后，扫灭外戚，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，史称之为永元之隆。
东汉中后期太后称制、外戚干政，幼年继位的幼君多借助宦官才能亲政，史称戚宦之争，朝政日益腐败，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。汉桓帝、汉灵帝在位时期，昏庸无道、横征暴敛、卖官鬻爵，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负，公元184年爆发黄巾之乱，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，方将民变基本平定，却导致地方豪强拥兵自重。初平元年(190年)，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，自此朝廷大权旁落，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。董卓被杀死后，建安元年(196年)，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。公元220年，曹丕篡汉，东汉覆灭，进入三国割据时期。
东汉在文化、科技、军事、佛教等方面成就突出，文化上郑玄将经学推向高峰并开创郑学，科技上蔡伦改进造纸术，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，军事上迫使北匈奴西迁，佛教在此期间经白马寺传入中国。东汉豪强地主势力扩张并形成门阀士族，匈奴、羌族、氐族等民族内迁，北匈奴西迁后鲜卑人占据漠北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
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，是汉室后裔，延续“汉”的国号，建都洛阳，由于都城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之东，故称东汉。又西汉在前东汉在后，又称后汉。
西汉末年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。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，先后颁布“王田令”、“私属令”等一系列新政，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。然而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，遭到激烈的反对与排斥，加之改革的理想化与盲目崇古。终适得其反，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，且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，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、赤眉起义。一时间，四方响应，天下大乱。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。
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，父亲刘钦曾任济阳县(今河南兰考)、南顿县县令。赤眉、绿林起义爆发后，新朝地皇三年(22年)，刘秀与长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，起事于舂陵，组成“舂陵军”。王莽地皇四年(23年)，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一举摧垮新莽大军，标志着新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。同年绿林军攻破许昌，王莽死于义军之手，新覆灭。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，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。乃破王郎，河北之豪强地主率宗族、宾客、子弟先后归附，使他在河北站稳了脚。
此后，刘秀拒听更始政权的号令。同年秋，又迫降和收编了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逐渐自立。不久，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。
东汉开国
更始三年(25年)六月，赤眉军拥立汉朝后裔刘盆子为帝，史称建世帝。同月二十二己未日(25年8月5日)，刘秀在鄗(今河北柏乡县)南千秋亭五成陌(今河北十五里铺)即位称帝，国号仍为“汉”，史称汉世祖光武帝，改元建武。时关西号为铜马帝。
刘秀定都洛阳后，把南阳设为陪都，并开始东汉统一战争，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、号称百万的赤眉军，割据陇右称王的隗嚣与盘据西蜀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。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，刘秀终于在公元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。自此，历经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，中国再次归于一统。
光武中兴
•加强中央集权
刘秀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干政、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，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，加强中央集权，防范功臣、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。虽封功臣为侯，赐予优厚的爵禄，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。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。
刘秀以“柔道治国”为主理念，退功臣、进文吏，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，而不参与政治。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、李通、贾复三人。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，“并剽(消除)甲兵，敦儒学”，以避猜忌。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。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，如伏湛因事罢官，韩歆因刚直去位，又被逼自杀，欧阳歙、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，史称“自是大臣难居相任”。
刘秀之所以如此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专制皇权。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。建武二十四年(48年)，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，严禁诸王交通宾客，结党营私。公元52年，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，“坐死者数千人”。汉明帝即位后，更是屡兴大狱，株连极广。
•改革官制
在行政体制上，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，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，最后总揽于皇帝;另一方面，又加强监察制度，提高刺举之吏，如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。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，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。
•发展经济
天下平定之后，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，开始着力发展生产、提高民生、恢复国力，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，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。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。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，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。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，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，使流民返回农村，促进生产。他统治的时期，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，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，史称“光武中兴”。
建武二年(26年)，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，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，进一步削弱三公(太尉、司徒、司空)的权力;同时清查土地，新定税金，振兴农业，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。东汉经“光武中兴”，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，文化进一步发展，太学林立，学术气氛浓厚。东汉时期，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，建立大型田庄，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，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，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
明章之治
光武帝死后，汉明帝即位。命窦固、耿秉征伐北匈奴。汉军进抵天山，击呼衍王，斩首千余级，追至蒲类海(今新疆巴里坤湖)，占据伊吾。因此西域各国皆遣子入侍，第二年复置西域都护府，遂“西域自绝六十五载，乃复通焉”。然而不久焉耆、龟兹复叛攻陷西域都护府，汉章帝即位后，不欲因西域疲敝中国而罢遣都护。
永平十二年(69年)，位于今云南、缅甸北部一带的哀牢国，举国内附东汉，汉明帝以其地设永昌郡。哀牢之地，东起哀牢山，西至缅北敏金山，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，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，哀牢内附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地区的统治范围。
此外，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，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，明帝听说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，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。明帝之世，吏治比较清明，境内安定。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，以郡国公田赐贫人、贷种食，并兴修水利。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，户口滋殖。光武帝末年，全国在籍人口为2100多万，至汉章帝末年人口已达4300多万。
明章二帝在位时期，秉承刘秀遗规，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;屡下诏招抚流民，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九次;修治汴渠完成，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;经营西域，再断匈奴右臂，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。史载“天下安平，百姓殷富”，号称“明章之治”。
戚宦之争
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。汉章帝死后，汉和帝刘肇十岁继位，窦太后临朝称制。窦太后倚仗亲族，窦氏戚族开始专权。永元四年，汉和帝联合宦官扫灭窦氏戚族，亲政后从不荒怠政事，故有“劳谦有终”之称，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、减免赋税、安置流民、勿违农时、招纳贤士，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，军事外交上降服匈奴，并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诸国，致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，时人称之为“永元之隆”。元兴元年(105年)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，人口达5325万人。
汉和帝去世后，汉殇帝继位，政权为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控，汉殇帝延平元年(106年)八月去世。邓氏戚族扶持汉安帝继位，邓太后死后，汉安帝亲政并扫灭邓氏，但未能阻止其他外戚专权。
汉安帝死后，刘懿为阎氏戚族拥立，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。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。宦官拥立汉顺帝，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，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权。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，汉冲帝、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。汉质帝因童言无忌而被毒杀，之后汉桓帝即位。
公元159年，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。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，自是宦党干政。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，导致士大夫不满，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。双方斗争激烈，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，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。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，濒于灭亡。汉灵帝继位后比汉桓帝更信任宦官。汉灵帝将朝政委任于宦官，使政局更为恶化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党锢才被解除。
走向灭亡
公元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，在黄巾军冲击下，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，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，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，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。公元188年，刘焉谓四方多事，原因在刺史权轻，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，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、太守的上级，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。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，埋下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的祸根。
公元189年，汉灵帝去世，汉少帝刘辩即位。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，掌控朝廷，志于铲除宦官势力，但何太后反对，士大夫领袖袁绍提出建议，让西北军董卓进京，逼迫何太后答应。何进同意了袁绍的建议。然而事情泄漏，宦官先下手为强，杀死何进。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，立即率军攻入皇宫，对宦官进行屠杀。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，追兵到，张让自杀身亡。董卓率军抵达洛阳，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，导致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。
董卓为了树立威望，废掉了汉少帝，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，即汉献帝。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。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原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，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，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。但关东军内讧、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。初平元年(190年)又起董卓之乱，自此朝廷大权旁落，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。与此同时，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，以增加自身实力，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。
公元192年，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，合作谋杀了董卓，下令大赦，董卓之乱结束。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、郭汜卷土重来，王允被杀，东汉朝廷再度失控。公元195年，李傕、郭汜发生内斗，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到洛阳，但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。建安元年(196年)，曹操则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。220年，曹丕篡汉，定都洛阳，改国号为“魏”，史称“曹魏”，东汉灭亡，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国时期。
国土疆域
东汉汉昭帝始元五年(前82年)将真番郡、临屯郡并入乐浪郡、玄菟郡至光武帝建武六年(30年)弃岭东地。因汉元帝初元三年(前46年)放弃珠崖郡、儋耳郡而失去对海南的统治。交州的日南郡象林县于汉顺帝永和二年(137年)被林邑割据独立。建武二十四年(48年)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，又于建武二十六年(50年)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。建武二十五年(49年)乌桓率众内属，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，又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。;汉明帝永平十二年(69年)哀牢内附，以其地置永昌郡，西南得以扩充至大盈江一带。至汉和帝永元六年(94年)彻底平定西域，西境抵海滨。
中央系统
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，以三公九卿为基本架构。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。东汉皇帝即位，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，总领政务。东汉不设丞相(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)，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，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。御史台体制贬损，成为少府属官。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，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，隶属少府。
与西汉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上公不同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，无太师、太保。汉献帝末期，曹操迁都许昌，自任太师，位在太傅上。这是权臣擅权所为，死后即废。据《汉官》记载，太傅所属官吏有：长史一人，秩千石，掾属二十四人，令史、御属各二十二人。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，掌章奏、顾问。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，分曹办事。令史、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，办理文书、车马等琐事。
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。与西汉相比，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：“虽置三公，事归台阁”，三公权利的削弱，代之而来的是“尚书台”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，这就是后来“三省六部制”的雏形。
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，刘秀进行了一系列措施。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、宫官、外官三大系统。内官、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，而在宫廷之中，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(亦称“禁中”)，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。在皇帝身边执役、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，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。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但任。
刘秀即位，置大司徒、大司空、大司马。
大司徒，负责人民教化，掌礼仪诸事，与太尉、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，定议后会衔上奏。
大司空，负责水利工程、城防建筑、宫室营建等事务，与太尉、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，定议后会衔上奏。
大司马，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，每岁末，评定等次，上奏皇帝，作为军官升迁、降调的依据。
东汉一朝，由于讲求经术，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。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。太子即位后，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，成为事实上的丞相。历史上，赵熹、邓彪、张禹、冯石、冯鲂、桓焉、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。太傅死，即除此官(不再任命)，以示崇重。汉灵帝时，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，后来陈蕃被处死，以胡广继任，这是唯一的例外。
三公
三公指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品级最高，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;三公之上还有太傅，其职责辅导皇帝，但不常设。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，因此，三公、太傅如没有“录尚书事”的头衔，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。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，掾属、令史、御属各二、三十名。其中，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，掾、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(掾是正职，属是副职)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，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。
按东汉以三公领九卿的制度，太尉领太常、卫尉、光禄勋三卿。太尉府属吏有：长史一人，秩千石，总管各曹事务。各曹掾、史、属共二十四人。在诸曹中，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;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;户曹负责户籍、祭祀、农桑;奏曹负责奏议;辞曹负责审理案件，接受上诉;法曹负责驿站事务;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、运输事务;贼曹负责缉拿盗贼;决曹负责裁决刑法;兵曹负责军事事务;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;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。此外，还有黄阁，主簿，是阁下诸吏的长官。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，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;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;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。其他令史分隶诸曹，办理文书事务。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，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，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，太尉诸曹所领事务，或受制于尚书台，或仅仅为文牍往来，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，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。
九卿
九卿是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。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：太长掌典礼，光碌勋、卫尉掌宫省禁卫，太仆掌皇帝车马，廷尉掌司法，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，宗正掌皇族事务，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，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。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，副职为丞;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，大体以令为正职，丞为副职。
与西汉不同的是，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。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三卿属太尉;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三卿属司徒;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三卿属司空。东汉九卿均于官称上加“卿”字，如太常卿等，秩中二千石。除此之外，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：一、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、左中郎将、右中郎将、虎贲中郎将、羽林中郎将之外，增置东中郎将、北中郎将、西中郎将、南中郎将。二、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，由西汉的常侍曹、二千石曹、民曹、主客曹改为六曹：改常侍曹为吏曹，增三公曹，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。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，诸曹侍郎各六人，令史诸曹各三人，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。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、庞大的多。
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(亦称“列卿”)还有执金吾、将作大匠、大长秋等。其中，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、都城之内的治安，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;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、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，其副手为丞，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，丞为副职;大长秋主管皇后事物，性质与就卿中的少府类似，由宦者担当。
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，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。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，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，东宫官职均冠“太子”，如太子太傅、太子少傅、太子家令等。
尚书台
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，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、禁省之外。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、起草诏令，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，权力极大。尚书台设长官(令)一人、副长官(仆射)一人，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。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、中常侍、黄门侍郎等。其中，侍中由士人充任;中常侍、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。侍中有事才入禁省，中常侍、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，因此，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、中常侍次之，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，则以中常侍为最。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禄勋与卫尉负责，光禄勋偏于内，卫尉偏于外。光禄勋下属五官、左、右、虎贲、羽林等五名郎将，中郎将以下有中郎、侍郎、郎中等官。光禄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，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，所以，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。
地方官制
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，在郡、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，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。在州一级，则有根本性的差异，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，凌驾于郡之上。至此，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、郡、县三级制，一直延续到隋朝“废郡”为止。
东汉将京师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，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。另以京兆、左冯翊、右扶风、河东、河南、河内、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，称司隶部。司隶校尉是京官，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。东汉时，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，所以司隶校尉号为“雄职”。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，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、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，称“三独坐”。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，属官有从事、假佐等，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警察部队，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。
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，设州牧一人，秩二千石。建武十八年(42年)改刺史，秩六百石。汉灵帝中平五年(188年)，再改州牧，秩二千石。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，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，可以直接罢免之。改州牧后，兼领军政，位高权重，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，而管辖地域的广阔，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。与西汉相同的是，刺史也要周行郡国，刺探政情，年终回京复奏。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，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。
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：王国二十七，司隶部属郡七，列郡七十一。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，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，其中豫州领郡国六，冀州领九，兖州领八，徐州领五，并州领九，幽州领十一，青州领六，荆州领七，扬州领六，益州、凉州各领十二，交趾领九郡。
东汉制度，皇子封王，以郡为国。每国置傅、相各一人。傅主王府事，职如汉朝的太傅;相如郡太守，主政务;相有长史一人，职如郡丞。另置中尉一人，秩二千石，职如郡都尉，是主管军政、缉捕盗贼的军官。
王府置郎中令一人，秩千石，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，主管王府的大夫、郎等;仆一人，秩千石，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;治书数人，秩六百石，职如尚书;谒者数人，秩四百石，职务是奉王命出使;另有礼乐长、卫士长、医工长、永苍长、祠祀长等，秩皆比四百石。
郡太守秩皆二千石，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，长官称河南尹，位比九卿，秩中二千石。诸郡各置丞一人，位次太守，秩六百石，负责民政事务;边郡另置长史一人，秩六百石，负责军政事务。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，负责具体军事指挥。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，以太守领兵。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，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。如汉和帝永元元年(89年)，置西河属国都尉、上郡属国都尉;永和十五年(105年)置辽东西部都尉;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、京兆虎牙都尉等。
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。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，侯国置相一人，相当于县令或县长(以侯国大小为异)，相不隶属于列侯，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。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，置家丞、庶子各一人，是侯府官，不管理民政;不满千户的，只置庶子一人。东汉的侯另有乡侯、亭侯，所封之地各为一乡、一亭，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，与乡、亭相等。皇后、皇太后、公主的封地称邑，置令、长，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。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，隶属于郡，多设于巴、蜀等西南地区，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。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，秩千石;县丞一人，掌民政、文书、仓库;县尉二人，掌治安。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，秩三百石或四百石;县丞、县尉各一人。东汉诸县出产盐的，置盐官，负责管理盐场、盐矿，征收盐税。出产铁的县置铁官，负责冶炼、铸造。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，负责管理工匠、征收工商税赋。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，负责管理渔场、征收税赋。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，均隶属于少府，属于派出机关。东汉在县以下的官制与西汉无异，具体可以参见西汉官制。
选官制度
察举、征辟
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。所谓察举，是地方州郡以“贤良”、“孝廉”、“秀才”等名目，把有名望、有“德行”的人推荐上去，经过考核，任以官职。所谓征辟，是由朝廷、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。
在名义上，被察举和征辟的人，必须有“高才重名”，为乡党舆论所推崇。因之，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，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，以激扬声名，抬高身价。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，沽名钓誉，以便博取高官厚禄。在察举和征辟时，贿赂请托，特权横行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。“选举乖实”的状况，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。汉明帝刚即位就说：“今选举不实，邪佞未去;权门请托，残吏放手。”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，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，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，一批“世代为官”的豪门阀阅、“儒学世家”开始形成。如邓禹一家，凡公者2人，侯29人，大将军以下13人，中二千石14人，州郡长官48人，其余官职不可胜数。弘农杨氏、汝南袁氏并为四世三公之名门。这些世家大族，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。
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，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，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。在东汉前期，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，使国家趋于稳定，在经济、文化、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水平。
思想
西汉末年，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，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刘秀当初为了称帝，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“天命”所归，是神的意志。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，对谶纬崇信更甚。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;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，也以谶纬来“决定嫌疑”;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，都以谶纬为指归。
科技
•造纸业
东汉时期，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。西汉时，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汉和帝时，尚方令蔡伦总结经验，发明了用树皮、麻头、破布、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。新的造纸工艺，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。蔡伦的改进，使造纸原料多样化，还能化旧利废，取材方便，提高了纸的质量，便于普遍推广。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，当时天下都称之为“蔡侯纸”。从此，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、木牍和缣帛，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。公元8世纪时，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，以后又传入欧洲，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。纸的发明使用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。
公元105年，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，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，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。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，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，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。
•自然科学
自然科学方面，以南阳“科圣”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“浑天仪”、“地动仪”等科学仪器，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仍被广泛使用。尤其是地动仪，直到1700多年之后，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。他在天文学巨著《灵宪》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，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揭示了月食成因的人。
医学
东汉时期，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。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
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，在医学比较落后的封建时代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他创造的“五禽戏”是中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。南阳人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，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。被称为“医方之祖”。
绘画
到东汉时期，书法、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，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，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，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。
文学
东汉大兴儒学，太学林立，学术气氛浓厚，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。
此外，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著的《说文解字》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，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《说文》。
史学
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，是班固所著的《汉书》。《汉书》起自汉高祖刘邦，止于平帝、王莽，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。
